可以说，法人制度都是为了对多数人行为的追责而设立的，但是公法上和私法上对多数人行为的追责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

这关涉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尽管宪法创制者对人民的构成进行了列举式界定，但这一概念的多维度性还是在法律和客观现实之中让人迷惑。

选择这样一种学术立场，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宪制制度及其历史的演进都依赖于观念，而一种观念的确立与更替则与概念的运用密切相关。除了在对历史的思考中，我们还能在哪儿找到两种语言间的联系呢？……任何超历史的语言间的亲族关系都依赖于每一种语言各自的整体之下的意图，不过这种意图并不是任何语言能够实现，而是实现于这些意图的互补的总体之中。四、流转于文化与语言间的宪制迻译 正如生活的表白虽与生活的现象密切相关却对之不构成任何重要性一样，译作也由原作生发出来。中文的现代民主概念与西方的Democracy有着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也与中国传统的民主话语有着语义上的粘连。而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加入了民主一词。

没有翻译就没有理解，因为让每个人离开自己的母语去阅读是不现实的，掌握自己母语之外的专业更不可能。其界标就是那个被无数次说起的年份——1840年。相互区隔的两种保障价值取向背后，植基的正是分化的征收概念观。

但是，这种单一的价值保障模式事实上是一种财产权保障的陷阱，它本质上是与公民的财产权保障目的相背离的。其次，如果这一限制行为具有征收的特征，那么就应当按照征收的合宪性标准对这一具体的财产权限制行为的合宪性作出判断。因此，应当对规制性征收的实证化保持警惕，可行的路径就是坚守我国宪法上狭义的征收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包含存续保障、价值保障的综合的财产权保障体系。第二，必须具有法律依据。

[32]其言外之意就是，只要给予了补偿，那么限行就可以正当化了。[11] 但无论是何种介入口径，目前学者们所提出的将规制性征收实证化的解释方案，均指向我国《宪法》第13条第3款。

在《基本法》实施之初，联邦最高法院延续了帝国法院的思路：通过扩张征收来对财产权予以保障的思路。[53] 具体而言，如果是法院在审理征收案件时认为所应适用的法律违反《基本法》第14条的规定时，不得给予当事人补偿，而应当就该法律的合宪性问题提请联邦宪法法院审查。[35]这就正如亚历山大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法院更倾向于通过征收条款而对财产权给予保护，与其他自由权利相比，财产权与实质性正当程序之间的联系仍然较为薄弱，只要通过合理性的宽松的审查标准，政府的权力便可以进入私人财产权领域，因此，财产权似乎并不具有实质正当程序所要求的那样的基础性地位。{2}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但近年来，以刘连泰教授、房绍坤教授等为代表，大有将征收和征用合二为一的趋势，参见刘连泰：《宪法文本中的征收规范解释——以中国宪法第13条第3款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124页。（二）美国法上规制性征收引发的征收泛化现象 规制性征收诞生于1922年的马洪案，然而，该案仅仅确立了政府规制可以被纳入征收规范予以调整的可能性，却并没有为规制性征收奠定一个坚实的法理基础。参见江必新：论行政规制基本理论问题，《法学》2012年第12期，第17页，脚注[1]。征收的泛化之所以值得警惕，是因为它很有可能导致财产权保障水平的降低。

遵循这一思路，我国大量存在的被学者描述为规制性征收的行政管理现象也就能被纳入宪法征收补偿体系内，并且《宪法》第13条似乎也能为这一制度的引入提供规范基础，由此，构建规制性征收制度以实现规制性征收的实证化也就成为必然趋势。{4}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增订新版·上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在广义的征收之下，征收的判断往往会聚焦到个案情形中，依据不同的情形得以确定，这在事实上导致了征收的名存实亡。如果不对征收进行扩张，那么现实中由于政府的过度规制而承担了不利后果的财产权若要获得补偿救济，似乎就缺乏了规范依据。

[48]在2004年修宪之前，我国宪法中是不存在征收这一概念的，而仅存在征用的概念。其三，如果这一针对财产权限制的设定是必要的，且公民在具体的情形中所承担的限制负担并没有超出由于其财产权的社会性而本应当承担的负担的程度，那么这一关于财产权限制的规定就是合宪的，而应当得以存续。相比到底应当如何对规制性征收进行定性，规制性征收的定量问题受到的关注更多。从功能上看，这一广义的征收与规制性征收事实上是异曲同工的，它们都致力于解决将那些由于政府规制造成过度负担的财产权的补偿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聚焦于征收概念本身，规制性征收也会面临是否能够成为征收的诘难，因为它可能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理性的征收概念，我们将其称为规制性征收的性质隐忧。已造成损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财产权保障的教义学体系为原型，并且充分考虑形式和实质法治的要求，我们应当以《宪法》第13条的狭义征收为基准，构建一个财产权保障的基本框架体系： 首先，从限制行为的特征出发，对实践中具体的财产权限制的类型作出判断。德国《基本法》第14条规定了征收的两种形式，行政征收以及法律征收。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特刊），第71页。如果该法律并没有就补偿作出相应的规定，那么这一关于征收的法律规定就是违宪的，据此而进行的征收行为也是违宪的。

[17] 参见注[16]，第123—124页。早在2000年，梁慧星教授在《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中就对征收的概念作出过明确解释，他认为，征收仅仅是指政府通过强制手段单方面取得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的行为。

{3}李建良：损失补偿，载翁岳生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一旦公民对法律征收的合宪性与否提出质疑，那么就只能通过违宪审查程序来进行审查。[21]具体到我国宪法中，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宪法中的财产权同样蕴含着这样一种人格价值。所谓价值保障，其重在维持财产权背后的经济价值，避免财产权的价值因国家的剥夺或限制行为遭受减损。

最后，对于那些不属于征收的限制行为，应当将其自动划分到非征收的财产权内容限制的范畴，其合宪性的审查同样可能出现三种情况：其一，如果这一财产权限制的设定本身就是非必要的（例如，这一限制的作出没有法律依据，或者并不符合比例原则，或者不符合信赖保护原则等），那么这一限制就应当被撤销，公民的财产权的完整状态应当得以存续。该文作者使用的是准征收事实上就是规制性征收。

[10]国家公园的建设就此也被纳入了征收的范畴内。这一综合的财产权保障体系，避免了单一价值保障模式下以补偿为名而对公民财产权所行使的侵害之实，更加符合公民财产权保障的需求。

在这个体系中，哪些情形属于征收，哪些不属于征收，是由立法者来明确界定的。这些标准引发了大量的讨论，从而衍生出了更多标准，但法官们在实践审判中仍继续进行自由裁量，最终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原则性的决议，征收相关的争议仍然是混乱的，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法律中到底什么是征收，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回答。

甚至可以说，若将理性征收概念作为征收的唯一规范性指称，则从本体上讲，规制性征收根本就不构成一种征收，这或许正是有学者将其称为准征收的根由所在。彭涛：美国管制性征收法律制度简史及启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00—107页。但是，根据Güterbeschaffung的德文原意，其强调的应是采购或购置财产之意。2014年北京市APEC会议期间，单双号限行政策再次被作为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而后，单双号限行逐步被常态化，济南、兰州、重庆、郑州都先后以环境保护为由开始了单双号限行政策。

[20] BVerfGE 24,367(389). [21] See Carol M. Rose,Mahon Reconstructed: Why the Takings Issue is Still a Muddle,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57, No.4 (1984), p.594. [22] See Pennsylvania Coal Co.v. Mahon, 260U.393 (1922), 413-415. [23] 参见注[22]｡ [24] See Richard L. Settle,Regulatory Taking Doctrine in Washington: Now You See It, Now You Dont, 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 Law Review, Vol.12, No.3 (1989), p.348. [25] 参见注[24]，p.351. [26] See Norman Karlin,Substantive Due Process: A Doctrine for Regulatory Control,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13, No.3 (1983), p.479. [27] See John A. Humbach,A Unifying Theory for the Just-Compensation Cases: Takings, Regulation and Public Use, Rutgers Law Review, vol.34, no.2 (1982), p.244.作者指出，以警察权为基础的规制性征收，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由于长期缺乏理论基础，其教义学体系推进缓慢。根据这一理论，财产权的内容和边界的规定与征收之间是严格区分开的，二者不存在任何转换的可能性，[42]所谓征收，仅仅指向的是对《基本法》第14条第1款中的财产权的剥夺的行为。

可以看出，价值保障则仅仅是在存续保障事实上难以实现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救济方式。四、财产权保障的应有体系 在财产权保障存续—价值的二元框架下，规制性征收的实证化不仅可能引发征收泛化的实践风险，更无法满足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财产权存续保障优先的实质需求，或者说，其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理性的征收。

（一）规制性征收概念进入中国学界的口径 从目前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经验来看，规制性征收并未得到中国法的实证化。（三）规制性征收符合理性征收概念吗？ 无论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抑或是我国学者在对规制性征收的运用和采纳过程中，规制性征收的性质一直都处于模糊的状态，没有人承认它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征收，但是如果它不是征收，那又是什么？没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